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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安小庆:《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是情书

  安小庆的文章《葬花词、打胶机与情书》7月20日被发出来,即使事件本身的热度过去了很久,它还是激起了不小范围的讨论。

  对于许多媒体人来说,“文章好”几乎是共识。这篇文章的存在印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道理,好的报道一定要“无限地靠近现场、涸泽而渔似的采访、深度多元的阅读与思考”。在7月底,深度营试图通过与安小庆的对话,来复盘它是如何诞生的。

  作者安小庆不太在乎时效性,也不太在意“同题竞争”。她6月底到东莞,看见一波又一波的媒体来找这位因为在图书馆留言而走红的农民工。她特意将自己的采访中断,等人群散去,再来找吴桂春。

  在她眼里,如果仅仅只是呈现一个人的心灵史和生命史,那会是一篇单薄的稿子。她想要的是一张有景深效果的照片,是用人文社科的视角回望和辨析过的故事。

  许多人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转发文章时说,读完文章之后唤醒了他们自己脑海里南方的全部记忆。安小庆让我们看到,吴桂春的故事里打动人的不仅仅是个人生命里苦情的那部分,还有故事背后“开放、包容、务实、温暖的物候和土壤”和“依旧鼓呼和实践公共价值观的行业”。

  但对话的最后,安小庆提到一个词:“挽歌”。她在南方生活了一些年,能迅速意识到这样的故事被看到,是社会各方多年合力的结果。但现在,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了。”

  Q:最开始你是怎么关注到吴桂春这个人物的选题的?你去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对吴桂春这个人进行了哪些想像?

  A:这个选题当时是我们编辑赵涵漠老师派给我的,我当时在休年假最后一天。漠漠问我感不感兴趣,我说我感兴趣。我看的资料不多,因为当时现有的媒体报道大部分都是两三分钟视频,很多稿子非常截面性地写了那两三天发生了什么,和吴桂春的一些感受。

  我到东莞找他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他自己已经无法自由决定是否接受采访,任何采访都要经过他的公司和当地宣传部门的批准。因为是件“正能量的好人好事”,一家公司给他提供了新的工作。公司客观上有自我宣传的需求,也体谅我一个人过去出差,如果交不了稿会很难过,所以他们一位领导就答应第二天把吴大叔带出来吃一顿午餐,午餐的一两个小时可以聊一下,第一次采访就是在那儿。

  A:聊了三次,第一次是吃饭的时候,第二次吃完饭又争取了一个多小时,采访地点是他现在工作小区的一个会所。第三次是我其他部分的采访完成之后,我去他住的公司宿舍跟他聊了四个小时。因为前两次都有很多细节的问题聊不了,一些比较内心的、个人的人生经历、更细节的东西没有办法在饭桌上跟那么多人聊,就比如红楼梦的细节等等。

  那段时间外地的记者经常给他打电话采访,我就有意识的和那些采访错开了三四天,我想等他这一波高峰过去,我其他采访做的也差不多了再去找他。

  A: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想要做一个赶时效性的稿子,编辑虽然没有和我明确地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要拼时效性的稿子。

  Q:当你的采访对象已经被很多媒体采访,可能他每一次说出来的话都是已经跟其他媒体说过了的,这种情况下你们会有一些应对方法吗?

  A:那些报道说实话都非常地乏味,没有故事发生地的氛围,没有人味。比如很多人问他看过什么书,通通都是《左传》《春秋》什么的。但问题和回答都只到了书名,就没有了。如果记者本身不看书就聊不下去。

  在仓促的电话采访或者视频拍摄里面,你也很难跟一个采访对象说,我们来聊一聊读书的具体细节,或者聊聊我们彼此都比较有共鸣的文本。

  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只要有时间和机会能让我跟他坐下来聊,我一定会问到跟之前不同的东西,很细节的、很有分辨率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概述和态度。

  Q:我比较好奇《人物》一般操作选题的时间和截稿期之类的规则?资料搜集工作和采访工作这一块,你时间上是怎么安排的?

  A:其实这个稿子已经过了第一波传播的高峰,所以就不是特别在意时效,只是想泡在东莞把它做充分,而不是去个两天就回来。

  不包括写稿,我在东莞待了一周吧,后面采访图书馆也花了一些时间。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看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大概对这个人有一定的认识,至少能把他放到一个坐标上观察。在我接到这个题之后,就会在很多间歇和零碎的时间去想这个事情,想到大概要问哪些部分的问题,有哪些点是我觉得不能错过的,想到的就先写到备忘录上。

  图书馆馆长的资料,公共图书馆的历史,有些是查了过往的报道,因为我想这个事情应该不止在东莞有,珠三角应该都有。后来不少人都跟我说了这不是一个个案,它是一种行业启蒙也好,实践也好,总之有共同性。最后稿子里就写了一点点佛山和广州图书馆的实践。

  我在佛山工作过两年,杨老师(东莞图书馆研究馆员杨河源)他以前在珠三角也是很活跃的,他和同事从1995年开创了国内首个图书馆公益讲座。他也是一个每到的时候都会被记者追着跑的那种政协委员,加上他正好调到东莞图书馆,我觉得他的实践,他对东莞的观察都很有价值,所以就在东莞采访了他。

  Q:所以其实关于公共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的这块资料和那部分的采访对象是之前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目标的?

  A:也不是,但公共图书馆这块是自己出发之前就已经想了要写的点。因为我去之前大概就想了,这篇稿子不会只写成一个人的心灵史。以前突发新闻报道里面写一个人,通常是写一个人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个人性格和他所做的抉择之间的关系。但只有一个人的心灵史和成长史的东西,我觉得太单薄了。

  我想到这个题的时候,包括我和编辑漠漠的电话沟通里,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想要搞清楚三个问题:为什么故事发生在吴桂春身上?为什么故事发生在东莞图书馆?为什么故事发生在珠三角?所以稿子的切入点:第一点就是人。第二点是图书馆:就是东莞图书馆,包括图书馆这个行业。第三层的背景是城市:落脚城市(东莞)和珠三角。

  这个可能是你刚才提到的我在《人物》写作课程里面说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有挺多同事和朋友跟我说,觉得读完受到触动或者这个题写的比较开阔。可能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或者语境感吧,当拿到这个题的时候,不是只想到这个人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苦情,“梅花香自苦寒来,宝剑锋从磨砺出”之类的。

  Q:我有看其他媒体的采访更多是聚焦这个人本身,能感觉到记者想要去挖掘出更多这个人的生命故事。我不知道《葬花词》这篇里面是不是反而舍弃了一些素材?

  A:我一方面是舍弃了很多没有指向性或者概括的描述,比如说他喜欢读《左传》,或者许多采访里说他孤独,可是这些描述都没有落到实处,所以我舍弃掉了这些。

  我直接去问更细节的东西,比如每年花多少钱买衣服?你的手机套餐是多少元包月的?没有回老家的时候,在东莞是怎么过年的? 还有许多那几天我观察到的,一个人在巨大的命运调转时刻,他正在经历的许多魔幻现实。

  但一篇稿子承担不了所有的功能,确实像你说的,我把这一部分故事舍弃了挺多的。只是有一点遗憾的是,有一个故事我和编辑都觉得忘了放进去挺可惜的。

  大概是有一年年底放假前,鞋厂老板请人来翻修厂房,吴桂春和这个装修工人因为灰尘的问题发生口角,装修工人说,你有本事的话,也不会在这里打工了。吴桂春非常生气,收拾东西就走,老板留他,说别人在灰尘里都可以做工,怎么就你不行。他连工资都没结算就走了。等越过春节,他来找工的时候,才从老板那里拿到上一年最后一个月的工资。

  所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很高自尊很有个性的人,知道这个故事后,大概能够更明白他干嘛要和林黛玉的鹦鹉较劲。以及你能感受到,珠三角小企业主和外来务工者之间那种既是劳资关系又同是天涯搵食者的小小义气。就是并不是每个老板都能够做到把工资分文不少地再给他。而且工人急用钱的时候也可以找他借。

  回到叙事主体的问题,就是我不想要一个朦胧的、对一个人的全面描述,因为这个稿子不是只写一个人,如果我面面俱到,写成完全的人物特稿,那焦点就偏了,我想达到的是一张有景深的照片或者绘画的感觉。这最前面是人,但是后面不同焦距的地方有别的东西。不能像傻瓜相机或者手机人像模式一样,粗暴地只有一个人像,后面全糊掉的。

  我也采到了许许多多之前没有看过的东西,但是我还是尽量地想把它放到我想表现的那个主题里。在个人部分,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和他孤独的生存状态,这个是没有疑问的,这是所有人都有的共识。

  但是很少有稿子把它写得特别的细节,就像纪录片一样。如果我是读者,我会希望你要给我细节,而不是一些重复的判断和笼统的描述。比如他之前工作的鞋厂里面什么味道,里面的工人是什么面貌,他吃饭的地方买菜的市场,是什么样的。

  有些东西虽然可能最终落不到稿子里面,但是我要知道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有些部分或许最终不写,但是在我需要一些判断或者做一些描述的时候,我能从记忆里抓取到总体性的氛围。

  我觉得好多的稿子和语言是不及物的,还没有到这个人就结束了,这样的细节其实不是细节。所以我跟他交流的时候,问得比较细,我不想要之前的一些东西。

  很多细节也是无目的的游荡和漫谈得来的。比如他工厂楼下的快餐店。老板娘从四川来东莞开店超过20年,她体恤工友,看到吴桂春这样的食客,会多抓一把面条下锅。

  包括老板娘,还有鞋厂的工人,好多都是90年代出来打工的大姐,一路在东莞打拼了二三十年。他们互相体恤,男的劳动力来了,就会给他们多下点面。在面馆里我说你少给我下点面,别浪费我吃不了,她说你是吃不了,但是有一些男的来了就给他多下一把,够吃。也不会涨价,就8块钱一碗。

  包括每次打车,都会跟司机聊天,最后发现好几个司机以前都是给港商台商开车的,这两年不景气,工厂或者倒闭,或者搬去东南亚了。离开东莞前一天,还去了老城区,一家很有名的饭店,播放的还是罗文唱的粤剧。大概就是这样泡在东莞那个环境里,了解他整个的生活氛围。

  A:没有,这次就基本是随机在问。我还是比较笃定的,特别是我跟他一对一地在宿舍里面的时候,我的精神是高度集中和紧张的,有什么遗漏马上都想得起来,所以我没有写提纲,但是那些点和关键词我是会写在本子上的。

  比如他提到他在东莞没有买过羽绒服,我问湖北很冷,你偶尔回去过年穿什么衣服,他说他穿他哥哥弟弟的,然后回来要上车的时候脱掉,而不是穿走,就很有那种动作画面:上车之前脱下来放家里,他就又这样走掉。我问的是这些生存的细节。

  我那天也提了一些水果去,他表现得非常。我后来专门想过这个问题,可能正是因为他这么多年来没有消费水果的习惯,他会觉得几袋子水果在夏天是很麻烦的,会坏掉。这是我的想法,我没法求证他的抵触准确来说来自哪里,但是我能感受到就是经过很多年的一个人生活和生活残酷的一面之后,他不会来中产阶级的那套审慎礼貌与虚与委蛇,不会说谢谢你谢谢你上门还带东西,加上没有消费和饮食习惯,反而是你给他带来了麻烦。

  我说吃不完的,你送给其他的工友不行吗,他说我不认识他们。他似乎也不需要拿水果去发展或者维护一段社会关系,他这种生存是临时性的。就像项飚老师说的“悬浮”。但这些都是我的想法,我没有写到稿子里去,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为什么会对水果产生这种麻烦的感觉。最后他还拿了一半水果让我带走,我不拿他蛮生气的。

  A:我就在微博里面搜“南风讲坛”就搜出来了,我蛮喜欢在微博里面搜的。当时是想在采访杨老师之前多做些功课。

  图书馆馆长的好多资料是我写稿之前又不死心,觉得还是不够,就在线上资料库里面查了“东莞图书馆”,发现最新有一组讨论辑录,是各地图书馆行业的专家写的,但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馆长,我就一个个查出来,发现都是馆长或者高校图书馆系主任,他们自己搞了个讨论会。

  这是一个几乎称得上完美同时又充满耦合的故事,这又是一个不可复制的故事。它击中了变幻时刻所有人群的心绪和时代的情绪。或许故事只可能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吴桂春、东莞图书馆和「世界工厂」的落脚城市之上。它只能从开放、包容、务实、温暖的物候和土壤中长出,只能在依旧鼓呼和实践公共价值观的行业里被看见。”

  A:这几句话是采访结束之后开始写稿,写稿之前先写的几句定调的东西,有时候不写下来会忘掉的东西。

  其实去之前就有这种模糊的想象,然后采访完图书馆的王艳君(直接邀请读者留言的这位工作人员),她是一个很爱跟人打交道、共情心很强的人。她大学时候学计算机,一步一步因为喜欢观察人喜欢和读者互动,就从后台的技术人员到了服务台接待读者的岗位上,所以她的表达能力和共情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如果说一个两个故事还是巧合的话,她能够讲出十几个这样的事件,那就不是一种巧合了,所以采访完她那天我就知道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它一定只能发生在这里。

  A:初稿里面,我写了两个标题,第一个叫《吴桂春的情书》,第二个就是这三个意象。开始想第一小节写什么的时候,这几个意象就已经出来了。采访的时候专门问了老板,吴大叔平常的两个劳动工具怎么使用,具体叫什么名字,他说叫“打胶机和热风枪”。

  然后采访的时候他背了葬花词。我也质疑过他,我说你真的能背下来吗?他那天就趁着醉意给我背诵了全文,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A:我写了两个标题,最后是编辑部选了第二个。一般我特别有感觉的时候会写标题。大部分时候,标题都是编辑在想,我们其实可以不负责标题。

  A:开头比较难。其实他那天有点醉了,有醉意加上湖北方言真的有点听不懂,他跟鹦鹉较劲那段,在他宿舍讲的时候,我其实是没听明白的,红楼梦的片段,整个葬花词和好了歌,我能够明白,但中间一些叙述搅来搅去听不明白,后来看速记才发现:跟鹦鹉较劲呢。

  我本来是要把背诵葬花词放到前面,但是描述起来有一点点抽象,看速记之后发现是不服鹦鹉,就把这段放前面了,因为他还说了句脏话,“妈的鹦鹉都能背八句,我是个人我还背不下来,我就白读了。”

  编辑部有一个偏好,希望能把最新的最能体现这个人的东西放在最前面。当时如果找不到这些东西,就只能能写一些“他现在很忙,手机上有好多电话”这种,太泛了。

  其他方面好像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它就是一个景深,最前面是这个人,然后第二层是图书馆和行业,第三层是他后面的土地,这样一个由实到虚的东西,照片最前面焦点是实的,然后慢慢就虚了,大概就这样,我也不太懂结构,就是一种直觉是认为要这样写。

  Q:按照你自己的操作习惯,或者人物的编辑的要求,在处理一些专家评论的时候,如何剪裁使文章不显得冗长?

  A:对,专家这部分其实蛮长的。如果两个专家说同一个事情,比如说公共性都说得挺好的话,我就选最好的,而不是两个都写出来,但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都太棒了,他们的工作都很有实操性,同时又很有理想主义,每个人说的都挺好的。

  编辑也删掉了一些,因为漠漠觉得写公共性那部分太多了,唯恐读者看不懂似的,但其实只要那个故事是可感的,公共性就自己浮出来了,并不需要你再去做过多的渲染和信息的传达。

  A:不是,因为它已经给了你一张地图,东莞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系,他们在这个事件之后,马上就约了一组稿,放在他们的行业杂志上面,可能这个行业特别注重信息的流通,所以马上就放到了网上。我想搜一些最新的东西就看到了。

  A:我在佛山工作过两年,对南方很熟悉,我更加相信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如果是外来的人,ta可能花要挺长时间去浸泡或者访谈才能有敏感性。

  我十分确定这一定是有超过10年甚至20年的土壤的培育。培土人不只是图书馆的人,还有媒体行业的人、有NGO的从业人员、有社会工作者、有开明的政府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再加上珠三角本身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氛围,才会有这个事情,但我知道这个东西它越来越少了,写出来像一首挽歌。所以转发的时候我说,这几年地球上漂浮的每一块都在以不同速度沉没和颠倒,所幸一些曾经常常出现后来逐渐消失的公共价值观,像孤岛一样还存在于公共图书馆人的实践中。看到一位读者说,“把自己生生看哭了。心里真是又温暖又难过,唤起了我全部关于南方的记忆。”这也是我的感受。温暖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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