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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实践访谈:生态保护中的刚与柔

  “我们这些保护区工作者就像是戍边的战士,虽然做的说不上是多么神圣的工作,但也是一份的工作。”

  在青海湖综合调查植被组出行的前一天晚上,我们有幸获得了与植被组二组组长孙建青老师交流的机会。孙老师自2006年开始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现任自然保护科科长,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也见证了鸟岛至今为止的发展。

  初见时,老师身着一条迷彩裤,刚刚从旅途劳顿中得以歇息,但依然用柔和、耐心的语气解答着我们的问题。他身后的电脑上是暂停着的网课,在我们采访结束后,他又点开视频,开始聆听学习祖国未来生态保护领域的宏伟规划。

  综合监测的雏形出现于2005年。当时鸟岛出现了全国首例禽流感,原来的国家林业局和中科院的四个科研所前来此处调研流感案例,并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对青海湖系统的科学研究和监测工作。

  经过两年的修整和磨合,综合监测的初步体系于2007年建立,青海湖地区的工作也进一步向生态保护倾斜。

  时至今日,青海湖监测体系已经形成了“四固定,三统一”的规范:固定监测样地、固定监测样线、固定人员、固定时间;以及统一监测方法、统一数据汇交、统一报告编制。

  孙科长在此特别提到了遥感监测的重要性:“我们正在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天空和地面监测相结合,意在做到空天地一体的监测体系。利用天上的卫星遥感、空中的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手段对栖息地、植被变化情况和土地面积及利用类型的变化情况做精准的系统监测。在此基础上,地面监测作为补充,完善了整个监测体系。”

  除此之外,近些年保护局还开始了水生态的监测工作,即对湖体的水质、理化指标等进行监测。刚毛藻是一种在鸟岛极其常见的藻类,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后果,而生态环境厅近些年也在给保护局提供资金以进行刚毛藻治理的专项项目。除此之外,管理局还在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共同完成刚毛藻生理机制的研究,意在建立更为完善的水环境治理和综合监测体系。

  “我们这些监测都有高水平的理论作为支撑。”孙科长自豪地提到,“有中科院、清华等不少大学和科研院所参与到其中。我们保护区管理局也有着海纳百川的特点,可以与前来进行科研项目的院所共享成果,也会和前来的科学家们共同参与工作。这样一来,我们当地的土专家也就慢慢成长起来了。比如信息宣传科科长侯元生老师,就是在这里自学成才。还有本次羊组的司机王延明,他已经在此工作了十余年,附近所有的鸟类他都认识。在这种高平台推进科研,我们做出来的事情也就很高。我们的综合监测报告从07年开始,也变得一年比一年厚。”

  “根据青海湖大美净好三年行动计划,青海湖国家公园建设已纳入重要日程安排,我们将努力在2022年建成。”孙科长解释道,“在我们将周边区域进行整合以后,就不会再有单独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沙漠公园等等,而是会合并成一个保护地,一个牌子一个名称。国家公园意味着对生态的更强的保护,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还要严格,而且管理的思路非常清晰。它从根本上厘清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以后希望搞生态的就好好搞,在生态空间中发展,进行自然体验、生态保护、自然研究等,也可以适当涉及生态旅游。生活和生产空间就是搞城镇化发展,这样“三生空间”就厘得比较清。”孙科长说。

  “但外围的生活和生态空间是相连的,并不像一条沟,挖过去就过不来。”他接着说,“因为做生态保护的一个原因就是让当地人记得住乡愁我们做生态保护只是一时,真正要从生态空间中获益的是当地的老百姓。此外,我们还将生态空间分为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在一般控制区中,居民可以进行适度的生产和生活行为;而核心保护区要进行一些国家战略工程、科研宣教与监测等,总共仅有7项可以搞的活动,要严禁一般性的人类活动。”

  要建立国家公园这样一个庞大的体系,管理局必然需要协调多学科多领域的人员共同参与工作。管理局计划建立青海湖研究院,在这里将各种资源进行管理、监测和评估。这个研究院确实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但大部分事情要做成还是要以与科研院所合作为主。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囊括在研究院里,它作为一个建立监测体系的机构,为保护地的管理、统筹、协作等做出贡献。

  “以后国家公园会以各种研究为基础,以管理为主要手段,作为一个研究保护利用,进行有机协调的机构,让这样美好的景色和生态保护做到世代传承。毕竟我们不是为自己服务的,而是为之后的世世代代服务的。”孙科长总结道。

  据了解,国家每个月给湿地管护员,草原管护员支付1800元的管护费,但保护区没有合适的政策给协管员支付管护费,保护区的协管员都是无偿志愿的参与工作。

  而保护区的关闭对当地旅游业确实造成了影响;这也是一直存在着的前期规划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当年,建立保护区算是一个抢救性政策,其范围的界定以及后期工程的规划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必然会影响今天周边发展的需要。

  孙科长解释道:“我们现在之所以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就是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自然保护区当时有多种规划,但这些规划最终并没有成功实现多规合一,出现了规划打架的现象。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在各种规划间进行整合,成立一个机构,挂一块牌子,让各种规划从根源归于一体。”

  在统一规划之后,有效进行社区工作也十分重要。而在国家公园建立后,如何与当地的原住民打交道,甚至可能比与政府机构打交道更重要因为它更具体,也更契合保护区的当地状况。

  对于保护工作来说,社区是最基础的单元,如果社区工作这一个点能做好,就能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整个体系也就建立完善了。孙科长认为,保护地管理机构就是要让更多平凡的人加入生态保护的行列,通过长效性的影响与培训,提升居民的生态保护意识与能力。

  “我认为生态保护中柔性大于刚性,真正付出感情的沟通与工作才能抚平民众因变化而产生波澜的内心。我认为我们青海湖保护局在社区交流方面,就很柔性,很和谐,不像刚性的指标有时会引起老百姓的抗拒。”

  孙科长说,目前中国正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的管理模式和架构,同时结合中国特色,以契合各省市地区自然保护地设置的标准来建立国家公园。但保障自然保护地必然会与目前的城镇化发展目标有一定冲突,在旅游业的利益驱动下,人们肯定会趋向于进行旅游开发。因此,核心区的原住民要有能搬出来的过渡期,也要给予他们的生产生活以补偿,保障他们的后续发展。

  “根据国家脱贫攻坚任务,我们管理局结合管理目标将保护地的各个空间厘清楚,确实给老百姓发展的空间,给生态以喘息的空间,给经济以持续发展的空间。只要能让老百姓看到眼前或长远的利益,能看到希望,就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孙科长说。

  “青海湖位于少数民族区域,当地居民以藏族为主。只要跟他们把道理、要保护什么讲清楚,他们就很愿意去做这种事情。他们从小和周边的动物关系密切,自然而然地认为保护这些动物是他们的义务,有一种传统的、纯粹的、带有宗教色彩的保护意识这都是能和管理局现有的保护机制结合起来的。只要加以引导,通过项目支撑等方式,就可以让他们乐意做这件事情。只有真正发自内心喜欢这件事情,才会愿意去将它做好。四十多个协管员中包括牧民、牧工、僧侣、尼姑、政府工作人员等等,许多人因为热爱、因为情感,一直坚守到现在。”

  “保护区的工作者就像戍边的战士,守卫着国家宝贵的资源、最美的地方。我们就像是这里一代代的守护者,虽然说不上是神圣的工作,但也是一个的工作。当我退休后,某天说起青海湖我还能说,那儿我保护了多少年呢,应该会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吧!”

  在采访结束后,他拿出了2011年鸟岛支队的队旗,上面签满了当届鸟岛队员的姓名。那一批少年的鸟岛之旅虽然已过去十年,但他们和管理局仍然将彼此铭记在心。

  不知不觉,窗外已经大雨瓢泼。孙科长坚持用他的车送我们回到旅馆。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上,最终无声地润入泥土。

  这一刻,我们好像懂得了生态保护中的刚与柔科学的严谨与人心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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